荣维木: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2019年1月30日

    本文对近十年来国内抗日战争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评述,主要包括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战时社会经济、战时中国外交和战争遗留问题等方面,并对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进展、学术前沿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仅有的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期间,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在各个民族之间、在国内人民与海外同胞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表现出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比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外敌入侵造成的损失都要惨重。另外,受到战争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在战争结束时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并且这种变化最后促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结束。所有这些表明,抗日战争历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而它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一方面,由于中国显著加快了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作为促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民族复兴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右翼掀起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的恶浪,以及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声音出现,也促进了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和日本侵华历史研究的深入。本文就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前沿成果做如下评述。


    一、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


    关于日本侵华研究,以往多注重实证方面的研究,而近年来开始有人做理论方面的探讨。针对有人认为日本存在军国主义而不存在法西斯主义,有学者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不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在日本兴起,而且它“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政治,更提出了一系列侵略理论,强化了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政策,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作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既有对传统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也有“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述,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所确认的指导思想,表现五花八门,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与丰富性”。[1] 还有学者提出:“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有许多侵略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用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2] 这些研究,对于人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以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战略策略的演变,提供了较新的视角。


    关于日本侵华罪行的实证性研究也有很多新的成果。如有关日军细菌战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七三一部队,也有研究涉及南京一六四四部队,而由于史料的缺乏,华北一八五五部队的研究一直不能深入。谢忠厚的《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则利用中央档案馆档案,填补了这一空白。该文对一八五五部队的始建、本部及分支机构、细菌试验及细菌作战罪行的基本情况做了比较详实的介绍。文章披露,该部队成立于1938年,其本部隐蔽在北平城内,先后在华北16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并在野战师团配属了细菌战班,与陆军病院配合行动。关于该部队的罪行,文章根据史料提出:一八五五部队“在北平和各地的细菌武器工厂中,使用数千抗日军人和居民进行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在华北战场上,以极其隐蔽的方法大量使用细菌武器,并与‘三光’作战相结合,残忍之极,仅1943年在鲁西北霍乱作战中,就致使中国军民死亡20万人以上”。[3]


    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因史料的发掘而取得进展。程兆奇的《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屠杀令研究》,利用日文史料对屠杀是否得到日军高层命令进行了详实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屠杀的大量俘虏,不是所谓‘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发、散发事件’,而是由现地日军自上而下的命令造成的”;“至少可以肯定,日军在师团一级确实下达过屠杀令”。[4] 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日本学者还对战争犯罪动因与特征进行了探讨。如日本学者石田勇治在《日德两国种族屠杀研究之比较》一文中,提出日军战时屠杀应具有种族屠杀的属性,即“战前和战争期间的种族主义泛滥,对现实和想像中的非人化的敌人重复宣传,在心理上使士兵更容易执行屠杀敌人的政策。种族偏见被广泛地煽动起来,日本人的脑海里深深地烙下了民族优越感。对于非战斗人员和脱离部队士兵的大规模屠杀,以对敌人进行集体处罚的名义被合法化。这些士兵并不认为自己是杀人犯,而是把自己当做是实现国家目标的爱国者”。[5] 作者还把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生化武器的试验与应用,都看作是种族屠杀的案例。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


    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侧重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对战争的影响,而近几年,有人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的政治倾向进行研究。王桧林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一文,从宏观方面分析了中共战时两个并存的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向。他提出:“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西方,这就产生了一个融入世界的问题。中西文化接触后,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割裂中国文化传统、过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象;但是一因中国文化传统深厚,二因传统文化有其实效性,这就产生了转向民族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这两种趋向一直存在,而抗日战争期间更有突出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上面两种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中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共长期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声称‘五四”被埋葬在历史坟墓里’了。这时转为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6] 他的观点给人的启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政治趋向,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曾经中断,但作为历史经验,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由谢忠厚等人合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前后接续的特殊时期,具体地考察了它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即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具体地论证了共产党人如何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现代化进步的实践及其结果。作者特别强调,“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是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奋斗的结果则是,中国社会形态中出现了过渡到现代化而必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针对西方一些学者关于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利用了农民的民族主义”,新中国成立“是农民自发性向政权结构挑战的顶点”等观点,提出:“抗日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密切联系着”,而通过这一时期共产党对社会改造的努力,极大地削弱和摧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基础,这是与打败侵略者同样重要的胜利,它使抗日战争成为新旧中国历史接续的枢纽,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由此完成。[7]


    三、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战场


    敌后战场一般也称解放区战场,后一种称谓来源于中共七大时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对敌后战场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著述比较丰富,而现在比较新的观点有以下方面。


    关于敌后战场的战略方针问题。过去一般认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是在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的。而近年来有人提出这个战略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即提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有很大的战略作用”。[8] 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认为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仍然是为着南京政府战略部署的需要而以正规战为主,直到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游击战战略方针才为全党接受,而在此前,中共党内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9]


    关于敌后战场形成的时间问题。过去一般都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这些年有人提出,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一个战场,即国民党正面战场,而中国分为两个战场的最早时间只能始于1938年以后。[10] 这种观点是立足在敌后战场战略作用的表现方面,即抗日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独立战略作用才比较明显地发挥出来。也有人具体地考察了八路军、新四军各部挺进敌后作战的过程,提出敌后战场形成于1939年春。


    关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过去由于对正面战场的贬斥,很少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多数人认为,两个战场之间有着互相依存、互相协同、互相配合的关系,缺少哪个战场,中国抗战都无法坚持。有人总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是在总的持久战方针指导下的整体战争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既有战略上的配合,也有战役战斗上的配合,抗战前期是战役战斗的配合;中、后期则是战略上的配合(注:参见何理:《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体的民族战争》,1999年1月东京“中日军事史国际研讨会”发言。)。还有一些文章对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的具体史实进行了阐述。


    关于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尚有学术分歧。有人明确提出,在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线就是正面战场。[11] 赞成这种意见的并非少数人。他们主要是从日军侵华战略和中国抗日的作战规模方面来考察问题,认为即使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也没有完全放弃正面进攻,在正面战场发生过多次重大战役,其规模远远超出了敌后战场。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成为迟缓日军正面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被迫转向推进线的后方,因此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而敌后战场的作用也不能以作战规模的大小而论,而应看实际效果。有人统计,在8年抗战中,日军伤亡133万人,其中有52万人是在中国敌后战场被歼的,占全部被歼人数的40%;如以作战军队的人数比例来看,敌后战场军队人均歼敌是正面战场军队人均歼敌数的两倍。[12]


    四、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


    正面战场,是指在日军侵华推进线上中日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它主要位于中日两国正面军事对峙的大中城市附近、交通点线两侧和其他战略要地。由于在这个战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一般也称其为国民党正面战场。过去由于海峡两岸的严重对立,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很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对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合作进行肯定,并开始展望第三次国共合作,史学界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资料与专著。其研究成果有以下方面。


     关于国民党的战略方针。过去一般仅强调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对其战略方针却无研究。现在则一般认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有人提出,早在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写明对日“长期抵抗”,不久蒋介石更明确提出:“长期的抗战,愈能持久,愈是有利。”直至1937年8月国防会议,正式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关于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与共产党的“持久战”之异同,现在尚有争论。认为不同者强调,两个战略的指导路线有本质区别,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的“持久消耗战”只能是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因而是消极的战略;认为相同者则强调,两个战略所依据的是同一客观条件,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也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原则区别”,并且这正是两党军事合作的基础。[13]


    关于国民党是否开展过敌后游击战。与前述战略问题相关,近年来还有人提出国民党为了实现持久消耗的战略目的,也曾提出过抗日游击战的方针并加以实施。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并不重视游击战,也未曾计划在敌后部署游击战争,少数部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也是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而与中共合作的结果,这些部队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才开始重视敌后游击战,并成立了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但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使正规军作战得到游击战的支援和配合,二是为了限制和破坏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发展。这些部队后来有相当部分投敌成了伪军,其余的则撤退到国统区,还有一些游杂部队,活动范围狭小,很少抗日作战,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场。[14]


    除了对正面战场的整体研究外,郭汝瑰、黄玉章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是迄今为止关于抗日正面战场研究最为系统的一部专著。该书不仅对正面战场军事战略等全局性军事问题深入论述,还分析了各战役利弊得失,并对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主要强调了两者的配合作用。


    五、抗日战争中的社会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运行的,它与中国抗战的进程及胜负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它也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过去的研究比较侧重对抗日根据地经济的研究,而近些年的研究开始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如关于战时国统区经济研究,以往一般是以近代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较少注意在战时国统区经济相对日本的侵略而具有民族性的一面。近些年的研究,开始注意从战时状态下中国经济与反侵略密切相关的大背景下考察问题,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如有人提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经济政策,总体上顺应了全国抗战的潮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它的实施促进了西南经济的发展,并有利于摆脱抗战初期的被动局面。[15]


    因与现实借鉴相关,战时西部地区经济研究仍为热点。李云锋、曹敏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也主要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对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举措与实绩,以及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16] 作者认为,国民政府早在战前就有了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并着手实施,而在战时则积极推进这一战略。西北开发包括交通水利建设、农业开发、工矿业发展等项;西北开发的结果使农业进步、工业近代化程度提高、商贸繁荣、东西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扩大,不仅为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改变西北落后面貌奠定了初步基础。


    另外,关于战时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也成为研究热点之一。温锐、游海华的《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对战时赣闽粤边区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原因、过程、结果进行了分析;又如黎志辉的《蒋经国与“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对蒋经国主政赣南时期的新政措施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与以往不同,以现代化的视角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审视。[17]


    六、战时中国外交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中国抗日需要外援,另一方面,中国战场又具有牵动全局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在战争期间中国的外交活动不仅十分频繁,而且作用十分重要。因此,战时外交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这方面取得的研究进展如下。


    关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往一般认为,中国是单方面的受惠国。现在则有人提出,中国仅希望签署中苏互助条约,对互不侵犯条约并无兴趣,只是苏联施以不签此约就不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压力后,中国才同意订立这一条约。作为条约的附加条件,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这就缓解了苏联对日本联华制苏的担忧。所以,这一条约对苏联也是有利的。[18]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有学者认为它分化了日德关系,保证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使之能够集中力量准备对德作战,这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具有意义。但苏日互相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19]


    对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对其持肯定态度。新的研究则认为,此约既有苏联协助中国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苏联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它的积极因素是,苏联红军根据条约精神对日宣战,加速了结束战争的进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势力。消极因素则是将雅尔塔协定合法化,反映了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20] 也有人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有关旅顺、大连、东北铁路和外蒙古的内容,都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21]


    战时中英美关系研究中,新约运动引人注意。1943年,英美同意与中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约,一些学者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尽管此后在实际上中国并未取得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就法理而言,中国已经摆脱了屈辱地位。新约的订立,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结果,因此,肯定新约并不是对国民政府的褒扬,而是对中国全体军民抗日业绩的肯定。[22] 异议者则认为,新约并不标志着中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因为新约废除的主要是政治特权,并未废除所有的特权,而且在新约签订后,英美并未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雅尔塔会议便是明证。[23]


    另外,关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学界的共识是: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大部分兵力,有利地配合了欧洲战场盟军作战;中国是以最大的牺牲坚持抗战来赢得大国地位的;苏联与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也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因素之一。


    七、战争遗留问题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是指与战争历史密切相关而在战后没有解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战争受害民间诉讼引起两国重视,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右翼否认历史事实的现象频频发生,并对日本政府保守势力产生影响,使得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首先是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研究。1894年日本实际占领了该列岛,1945年后,该列岛受美国托管,1969年美国结束托管,1971年将该列岛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归还日本。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申明对该列岛拥有主权。近年来,有人以中国古代文献论证,早在15世纪以前中国就已经发现了钓鱼岛并为之命名。以后几个世纪,在日本图籍中不仅沿用了中国对钓鱼岛及附近岛屿的命名,而且明确将其划在中国海域之内。另据明清文献数种,钓鱼列岛列入中国版图之后,曾先后划归中国福建和台湾海防区域。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吞并了钓鱼列岛,但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理应将其交还给中国。[24] 还有人以日本文献论证,日本在1894年实际占领钓鱼列岛之前,朝野人士的共识是:“钓鱼列屿系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25] 论者还对日本霸占钓鱼列岛的历史过程做了详细阐述。


    其次是与战争受害诉讼相关的实证研究。该研究包括中国慰安妇受害、劳工受害、生化武器战时受害与战后遗害等研究。其中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中国起步较晚,落后于日本和韩国,但近年也取得一些成绩。如关于受害人数,有学者考评后提出,在日军中36万—41万的慰安妇中,大多数是朝鲜和中国受害妇女。[26] 针对日本右翼提出的战时慰安妇是商业行为的产物,中国学者依据史料论证了慰安妇制度的起源,指出这一制度完全是为日本侵略方针服务的。2003年8月4日发生的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中国平民事件(八四事件),引起人们对日本化学战及化学武器遗留问题的关注。步平的《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及战后遗留化学武器问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的具体史实,认为在战争期间,日本至少生产了700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2000次,造成近10万人的直接伤亡;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2000人—3000人,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27] 作者还叙述了中日两国关于解决遗留化学武器的共识,认为对日本化学战责任的追究可以成为日本人正确认识侵华战争历史的突破口。


    再次是关于史观的研究。该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右翼教科书的剖析方面。从2001年日本科学文部省第一次通过右翼教科书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剖析日本右翼教科书的著述。其中由张海鹏、步平主编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出现、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评介,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日本国内与国际的政治背景,以及它反过来对日本社会和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并针对日本扶桑社教科书错误史观和对历史歪曲的具体问题进行剖析。值得重视的是,针对右翼教科书中的错误,中日韩三国学者已经联合起来,撰写了客观描述东亚历史的三国共同历史读物,该书已于今年5月底在三国同时出版。


    在研究右翼史观时,还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评判。荣维木在《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一文提出:“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时起到了战胜侵略者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维护民族利益也是我们进行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但是,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战争遗留问题也是一个超越了民族界限的问题,是一个关系亚洲、世界和平与人类美好前途的问题。从这点来看,我们对它的审视和研究,又不能完全受到民族主义的支配。特别是在我们批判日本社会存在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防止把自己也降低到同样的程度。实际上,战争遗留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民族主义所能容纳的范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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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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