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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仕政: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
浏览:1822来源:未知作者:未知时间:2021-10-25
内容提要
在1981-2000年,南街村形成了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本文从经济增长、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路线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南街村的这一制度变迁过程。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是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即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竞争、制约、强化和改变的结果。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有利益、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等三个维度,而互动演化所造成的制度变迁轨迹和结果则同时受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以及渐进式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影响: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共同的历史条件制约着国家和市场各自在互动过程中的制度选择;另一方面,在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交互作用下,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会形成多种复杂的、犬牙交错的组合,从而塑造出千姿百态的制度景象甚至“悖论”。
河南省临颍县有个南街村,人称“共产主义小社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所有行政村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变革,但迄今为止,恐怕没有几个村能像南街村的社会变革那样,引起学界、政界以及社会舆论等各个方面如此浓厚的兴趣和激烈的争论。当前学术界关于南街村的研究已经很多(比如高哲、高松主编,1998;刘倩,2004;邓英淘等,1996a),但尚未有人对南街村社会变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制度变迁过程,进行过专门的、整体的研究。其实,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悖论”:从1981-2000年,全中国都在经历市场化改革,而南街村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一个彻底分田单干且干群关系十分紧张的村落,迅速演变为一个“政治挂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高度集中的集体,其集体化和政治化程度甚至远高于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那么,南街村的制度变迁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轨迹?又何以可能遵从了这样一种轨迹?本文旨在剖析其中的“悖论”,并以此为标本来透视中国改革过程中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将简单地勾勒南街村体制的特征,以及理解该体制的形成所需要把握的三个核心问题;第二部分将讨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三、四、五部分将分别对南街村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三个核心问题,即经济增长、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路线进行分析;第六部分是总结和讨论。

一、“南街村悖论”:三个核心问题 

南街村1981-2000年的制度变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集体化,二是政治化。所谓集体化,是指从最初彻底的分田单干,到全村几乎一切活动,从婚丧嫁娶等私事或琐事到思想观念,都由集体控制,权力最后高度集中到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一人手中;所谓政治化,是指南街村的制度变迁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经济或其他导向的,更不是没有导向的,而是政治导向的——目标是要把南街村建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在南街村看来,“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公”,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就必须利用政治手段“破私立公”。因此,对南街村来说,集体化与政治化这两个过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治化就是集体化,要集体化就必须政治化。 南街村面积1.78平方公里,村民3180余人,因地处县城南厢,故名“南街”。1981年,与全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南街村也解散了集体,下放了土地,两个兴办不久的集体企业也分别承包给村里的两个“能人”。但不幸的是,据说,两个企业承包后,生产事故不断,经常拖欠工人(主要是南街村村民)工资,应该上缴的承包费也不缴。对此,村民怨气很大,并怀疑村干部收受两个承包人的贿赂,于是四处上访、贴大字报,干群关系十分紧张,王宏斌和南街村也因此而成为当地有名的“反面典型”。1984年,王宏斌把两个企业收回,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南街村从此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重新集体化后,南街村经济发展非常迅速。1984年,即重新集体化初年,全村总产值只有130万元,但1991年即已突破1亿元,南街村因此而成为河南省首个“亿元村”,最高峰时的1998年曾达到18亿元,基本上每年翻一番。1998年以后虽然经济有所滑坡,但1999年的总产值仍有14亿元之巨。在人均收入方面,1984年只有450元,到1999年则已达到7482元,增长近17倍。 依靠不断增长的集体经济实力,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班子不断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的基本路线,如果用南街村自己的语言,可以概括为8个字:“破私立公”、“政治挂帅”。经过改造,南街村形成了高度集体化、高度政治化的“南街村体制”。 首先是高度集体化。南街村的政治中枢被称为“三大班子”。所谓“三大班子”,是指由来自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等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三大班子”成员一般在20人左右,每逢双日开会,讨论决定村里的大小事宜。在“三大班子”内部,权力又进一步向党委书记王宏斌集中。村里的任何事务,只要王宏斌想管,就一定拥有绝对权力。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掌握在以王宏斌为首的“三大班子”手中。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南街村名义上是“生产资料全部公有”,但实际上完全由干部支配,级别越高,支配权越大。在生产和经营上,企业每年的生产和销售计划都由“三大班子”会议讨论决定,企业没有独立核算权,也不直接面向市场,每个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在分配上,南街村实行高福利、低工资的“工资+供给”制度。村民一律在集体企业里上班,月工资从100多元到300多元不等,视工作岗位而定;而工作岗位是由集体分配的,个人没有任何自主权。由于工资很低,村民的生活主要依靠集体供给的福利——这叫做“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福利实行“按需分配”,保证生活需要,但不得转卖。福利供给与政治表现挂钩。政治表现每两个月评估一次,实行“连坐法”,即个人表现不佳会殃及全家甚至邻居的福利供应,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小心翼翼。在南街村看来,工资代表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福利代表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所以今后还要进一步提高福利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直到完全取消工资。 其次是高度政治化。在1984年重新集体化之初,南街村就开展了以“大学雷锋、大学毛著、大唱革命歌曲”为内容的“三大”活动。1990年,王宏斌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提出对那些不愿参加集体,不愿“为村里做出一定贡献”的人展开“阶级斗争”。1991年,王宏斌又提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方针。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更系统、更宏伟的“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南街村要把自己建设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南街村对政治表现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不准听流行歌曲,不准蓄“汉奸头”(即对称中分的发型)。南街村的一些规定甚至是违反国家法律的,比如,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不许订婚后退婚、结婚后离婚,因为这是“丧尽天良的事”。“为了保证南街村人口的素质”,“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对那些政治表现不合格的村民,轻则扣福利,中则“办学习班”(即集中到指定地点从事重体力劳动),重则开除“村籍”,取消参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的资格。南街村深信“政治工作做好了,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思想问题,经济工作就好办了;人的积极性只要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因此政治活动非常频繁,经济问题也往往被转换为政治问题,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所谓“阶级斗争”来解决。 南街村奉“毛泽东思想”为“统帅一切”的指导思想,认为自己关于集体化和政治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来自“毛泽东思想”。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奉,《南街村报》报头每期都刊载一条“毛主席语录”。1992年,南街村在村里的“东方红广场”上竖立了一尊毛主席像,由民兵24小时守卫。2001年,南街村又在毛泽东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或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全国著名的就有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等。但是,第一,没有哪个村像南街村这样政治化,像南街村这样把私有制视为“万恶之源”,并把“破私立公”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来抓;第二,没有哪个村达到南街村这么高的集中程度。南街村不但“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而且个人私生活都受到严格管束,集中程度比人民公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种南街村体制,长期以来对外界一直是个谜。很多人都非常困惑:在全国都经历市场化改革的大环境下,南街村为什么,又何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体制?本文认为,这个所谓“南街村悖论”,其实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经济实力从哪里来?正如本文第四部分将要揭示的,只有依靠强大的集体经济,南街村的集体化和政治化改造才有可能成功。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高度集权和政治化的体制在经济效率上是非常低下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南街村的集体化和政治化程度远高于以前的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但其经济增长却相当强劲,从1984年到1998年,集体经济总产值基本上是每年翻一番。而且,在南街村历史上,经济越是发展,它就越是突出政治,就越要破私立公;反过来,越是突出政治,越是破私立公,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至少是不受影响。 第二,政治合法性从哪里来?从内部来看,与很多实行集体制的村不同,南街村是先解散再集中。村民们为什么愿意加入集体?随着集体控制越来越紧,村民们为什么不反抗或退出集体?才从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的村民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种体制?这是揭示南街村体制的内部合法性要探讨的问题。从外部来看,南街村虽然宣称自己奉行的是“毛泽东思想”,但它从“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角度理解的“毛泽东思想”不但与国家认可的“毛泽东思想”有很大距离,而且与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国家政策完全背离,且不说它还有一些明显违反国家法律的“土政策”。那么,南街村为什么仍然能够得到国家认可,并成为国家级典型?这是对南街村体制的外部合法性所要解释的问题。显然,只有内部得到村民的支持,外部得到国家的认可,南街村体制才有可能形成和存在。 第三,为什么选择“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是南街村制度改造的基本路线,据说来自“毛泽东思想”。那么,南街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路线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样是国家意识形态,但王宏斌却认为:“毛是发展公有制,邓尽管没有说,事实是发展了私有经济、削弱了公有制,目前还允许发展私有经济”,所以南街村实际上“不提小平思想”。还有,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曾经长期受到压抑的亚文化重获生机,也有可能成为村庄治理的意识形态选项,南街村却没有选。那么,在种种可能的选择中,南街村为什么独钟“政治挂帅”、“破私立公”式的“毛泽东思想”? 在我看来,只要回答了上述三个问题,就能破解所谓的“南街村之谜”。但在以往关于南街村的研究中,第三个问题即思想路线问题,完全无人涉及;第二个问题即政治合法性问题,只有个别学者做了一点解释;研究最多的是第一个问题,即经济增长问题。对于这些理论观点,本文将在后文相应部分予以述评,这里首先要交待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本文所使用的绝大部分资料来自笔者2000年4-8月在南街村的实地调查。这些资料包括: 1.南街村档案或文件。南街村拥有全国第一个村级档案馆,馆藏各类档案近300卷。经许可,笔者在该馆调阅了除经济档案以外的全部档案,计150余卷。南街村以保密为由不允许调阅经济档案,本文只好使用来自其他渠道的经济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档案都注明了卷号,有文件名称的还注明文件名称。南街村还编印了题为《理想之光》的宣传材料,笔者使用了其中的领导讲话、工作总结等资料性内容。 2.抽样调查。2000年8月,笔者在南街村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调查分为A卷和B卷。A卷调查对象为外来工人,B卷调查对象为南街村村民。对外来工人的调查,利用宿舍床号建立抽样框,然后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受访者;从外村来南街村打工的共8073名“外工”中抽取500人为调查对象。问卷采用自填方式。最后收回问卷499份,有效问卷434份。对村民的调查由于回收率太低、填答质量太差而被迫放弃。这一调查在后文中简称为“2000年调查”。 

二、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演化 

关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制度变迁,主流的理论解释,包括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假设,即,国家和市场是塑造制度变迁的两股基本力量(比如杨瑞龙,1994,1998;黄少安,1999),形形色色的制度变迁轨迹和后果都是国家与市场之间权力游戏的结果。对于这场权力游戏的内在逻辑和机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一派可以称为“市场转型论”,认为新兴市场的扩张在不断削弱国家的资源分配权力的同时,还在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外向劳动者提供了新的刺激、机会和社会流动渠道(Nee,1989,1996;Nee & Matthews,1996;Nee & Su,1990),从而成为推动制度兴替的主要力量。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刚好相反,认为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仍然保持甚至提高了自己相对于新兴市场的权力(比如Logan & Bian,1993;Oi,1995:1132-1149,1999;Walder,1995,1996),因而仍然主导着整个制度变迁)——因其强调社会成员在体制内的地位所具有的凌驾于市场之上的权力(positional power),不妨将这一派统称为“地位权力论”。在综合上述两种理论路线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国家和市场是互动演化(coevolve)的:“在某些领域,它们相互竞争和制约;在某些领域,它们相互加强;在另一些领域,它们则相互适应和改变对方”(Zhou,2000:1140)。相对于市场转型论和地位权力论,互动演化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改进在于:第一,它并不认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游戏完全是一场此消彼长、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相反,国家与市场之间除了相互竞争、削弱和制约以外,还可以相互加强,甚至相互适应和改变对方;第二,相应地,在经验研究中,除了静态地研究国家和市场谁赢谁输、谁赢多少谁输多少之外,还要动态地研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其机制。 互动演化论为理解南街村1981-2000年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在本文看来,南街村体制就是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的结果。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尽管行政村在名义上还是一级国家政权并确实履行着一些政权职能,但无论是国家对村集体的控制,还是村集体对村民的控制,比以前都大为弱化:村集体更多地是按照社区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行事,而不是按照国家的行政命令行事;村民都是一家一户自主经营,所谓“集体与家庭双层经营”通常是有名无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村集体与国家之间、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关系已经蜕变为一种市场关系。因此,南街村体制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如何在国家与市场(这里的“市场”包括村集体和村民)的互动演化过程中逐渐被组织关系所取代的过程;相应地,国家与市场之间是怎样相互竞争、制约、强化或改变的,就成为理解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关键。 但另一方面,南街村的故事也向互动演化论提出了挑战:第一,在以往的理论解释中,国家和市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它们理性地根据对方的情况精心选择最合适的目标、手段和策略。但南街村的故事表明,有很多历史条件,比如“见习劳动力市场”(详见第三部分)的存在、小农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困境,是国家和市场都无法选择的,但却深刻地影响着它们互动的目标、手段、策略,以及由此造成的制度后果。如果以下棋做比喻,以往的理论解释倾向于把制度变迁的棋局理解为一个只有两个棋手的对弈,每一方出招时都只算计着对方;而事实上,很多时候虽然见诸台面的只有两个棋手,但周边环境,包括观众甚至室内的灯光、气温等因素也会影响棋局。棋手在选择战略、战术时不但会考虑对手,而且会考虑周边环境。甚至,一些因素即使棋手未予考虑,却仍然影响到棋局。对这一理论缺陷,互动演化论已经注意到,但没有充分阐述。 第二,南街村在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可以说与国家全面背离,但它却得到国家的全面支持,不但政治上被认可为国家级典型,而且在经济上长期获得国家巨额贷款的支持。这样一个悖论如何解释?互动演化论已经注意到国家与市场之间可能的组合形式远比“市场”与“再分配”的二分法来得复杂,但未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 第三,在以往的理论看来,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游戏都是围绕实际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而展开的,但在南街村我们看到,国家与市场的权力游戏还涉及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因素。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刻画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机制?在这个问题上,互动演化论概括了市场竞争、利益政治和国家管制等三种机制,但欠完整和简洁。 基于南街村制度变迁的经验,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互动演化论予以补充。

 (一)社会转型:市场化与现代化 在互动演化论以前的理论解释中,国家和市场都被简化为超脱于历史之外的社会行动者,它们在不断地创造历史,本身却不受历史的限制。事实上,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及其制度后果,不仅取决于双方各自的理性选择,而且取决于双方共同相处的历史条件。理性选择既有可能符合,也有可能不符合历史条件,二者之间不能完全通约。互动演化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这个问题。周雪光指出:“实质意义上的制度分析应该找到一条道路,在不丧失对经济转型背后的因果过程的洞察力的同时,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且对特殊的制度环境反应灵敏。”(Zhou,2000:1168)那么,对分析中国当前的制度变迁而言,需要充分考虑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那就是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李培林,1992,1995;郑杭生,1994,1996)。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往往被理解为一个单纯的市场化过程,而未注意到其中还包含着一个现代化过程。市场化视角一般只关注1978年以来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以及双方围绕这个过程而采取的“理性行动”,即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市场的反应。而现代化视角则强调,不管是国家、市场,还是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化过程;国家和市场的行动及其后果不仅取决于它们各自的理性,而且受制于中国在1978年以前甚至1949年以前的历史发展所积累的历史条件,以及中国在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阶段和地位。这样一些历史条件可能会被国家和市场意识到,并纳入自己的理性算计,也有可能没有被意识到。但是,不管是否被意识到,国家和市场的理性算计都会受到这些历史条件的影响并产生相应的历史后果;即使已经被意识到,历史进程也会产生一些国家和市场没有预料到的非目的性后果(unintended effects)。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计划体制,是国家为了尽快实现社会现代化,鉴于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而理性选择的结果(林毅夫等,1994:18-54),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虽然城市和工业部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但农村和农业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习俗经济和自然经济的特点。人民公社体制虽然号称“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一种“准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因此,改革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并存着两个过程:一是体制转轨,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发展转型,即从传统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从传统城乡二元经济向现代统一市场经济转变(赵人伟,1999)。同样的道理,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是国家和市场主动选择的结果,但其决策仍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1978年甚至1949年以前所积累的历史条件、世界现代化进程及其自身理性选择的非目的性后果的影响。因此,在分析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演化时,不仅要关注表现于历史前台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转移,即市场化过程,而且要关注影响这一权力转移过程的、活动于历史后台的现代化进程。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很多现象,包括南街村体制,都是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本文想强调的第一个理论要点。

 (二)渐进式改革:路径依赖与文化堕距 周雪光在阐述互动演化论时注意到:“新的制度的出现往往是当前制度安排中既有的惯例、权威关系和实用办法的重新组合”(Zhou,2000:1168),因此,新的制度形式有可能超越再分配与市场的两分法。新的制度形式到底是基于什么逻辑和机制将各种因素组合起来的呢?这就涉及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策略。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在国家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在这种改革策略下,国家既不像改革前那样通过整齐划一的政治运动来推行社会变革,也不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搞“休克疗法”。这样一种社会变革方式,一方面会造成国家内部、市场内部以及国家与市场关系在多个方面的连续性,即所谓的“路径依赖”(诺思,1994/1981);但另一方面,它也会造成严重的“文化堕距”(cultural lag)(Ogburn,1922),即国家内部、市场内部以及国家与市场关系中的不同层次、不同部分的变化逻辑、速度和方向不一致。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同时存在,意味着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既受国家和市场各自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规则的制约;但与此同时,国家和市场各自内部的各个部分不是整齐划一地行动的,而是会依自己的特殊利益和规则与对方交往,从而造成国家与市场之间多种复杂的、犬牙交错的组合,进而形成千姿百态的制度后果甚至“悖论”。如果说“路径依赖”概念强调了国家和市场各自内部的同质性(包括历史连续性)的话,那么“文化堕距”概念则强调了国家和市场各自内部的异质性(包括时间和空间差异)。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路径依赖的作用已经引起较多重视,而文化堕距及其制度后果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文化堕距之所以也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变迁机制,是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新的资源分布和“政治机会结构”(Mc Adam,1982:Ch.2),意味着国家和市场中的行动者可以为自己的制度创新行动找到新的资源和盟友。以往关于“利益政治”(Lieberthal & Lampton,1992;Parish & Michelson,1996;Shirk,1993)的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文化堕距,但文化堕距不一定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这是本文想强调的第二个理论要点。 

 (三)权力游戏:利益、合法性与意识形态 接下来,在微观层面上,怎样才能完整而又简洁地刻画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游戏?周雪光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机制概括为经济竞争、利益政治和国家管制等三个方面(Zhou,2000:1140-1142),这固然有其道理,但划分的标准、层次及三种机制间的逻辑关系却不甚清楚。本文认为,既然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权力,那么,在微观层面上刻画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机制的最佳策略当然是从权力本身的表现形式入手。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卢科斯(Lukes,1974)的论述,一般意义上的权力应该有三个维度:控制决策、控制议程、控制思想。所谓控制决策,是指在已经纳入政治议程的议题上,运用权力尽可能使有关决定有利于自己;所谓控制议程,是指运用权力推动或阻止有关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所谓控制思想,是指利用权力阻碍不利于自己的思想的传播,从思想上消除潜在的反对派。从决策、议程到思想,权力的影响越来越强烈,但表现形式却越来越隐蔽。不难理解,这三个维度实际上分别指向权力斗争的三个领域:利益、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因此,本文认为,为清晰和完整起见,不妨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也划分为利益、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等三个领域或者说维度。如果采用这一新的分析框架,就不难发现,以往关于中国改革以来制度变迁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利益维度(主要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进行讨论,关于合法性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的讨论几乎没有。这是本文要强调的第三个理论要点。 下面,本文将通过剖析南街村1981-2000年制度变迁的来龙去脉,对上述理论观点进行阐发。 

三、经济增长:见习劳动力与银行贷款 

如前所述,1981-2000年,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增长非常迅速。南街村经济何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主要有五种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南街村经济靠的是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滚动发展,即“全村先在农业里翻身,大搞农副产品深加工,靠自身积累滚动发展”(费孝通,1995;亦可参见阎济民,1995)。第二种观点强调南街村特有的制度安排,比如“工资+福利”、“外圆内方”等等,具有不同凡响的效率(参见冯莹等,1999;邓英淘等,1996a:95-109、143-160,1996b)。第三种观点把南街村的经济效率归因于精神力量——“毛泽东思想”和高强度的思想政治工作(高哲、高松主编,1998)。第四种观点指出,南街村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能人经济”,村里的“能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对南街村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钟朋荣,2000)。最后是一种在民间流传但未见诸正式出版物的观点,认为南街村经济是“集体资本主义”,即依靠集体剥削外来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而致富。 在这五种解释中,前面三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假设,即南街村经济是很有效率的。但事实与这一假设相反,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对事实掌握的错误,使这三种理论解释成了无本之末。第四种观点,“能人经济”的说法也不无可疑之处,关键是“能人”这个概念如何定义。如果“能人”等同于人力资本,那么南街村经济的低效率表明“能人”的作用并不明显。第五种观点强调外来劳动力对南街村的贡献,则抓住了南街村经济增长的部分原因。 如表1所示,南街村的总体经济效益并不好。在六项指标中,只有“每百元营业收入实现利润”一项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润”等四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甚至只有全国的48%。相反,倒是“每百元营业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2%。1998年是南街村经济状况最好的年份,总产值、利税、人均收入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该年度的经济效益水平尚且如此,其他年份也就可想而知。这表明,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属于高增长、低效率。既然效率如此之低,又怎么能够实现高增长呢?答案只有一个:来自高投入。所谓投入,不外乎三个方面:资源、资本或劳动力。南街村集体经济起步于两个企业:面粉厂和砖瓦厂。前者利用当地的小麦生产面粉,后者利用当地的粘土制砖。小麦和粘土都不是什么稀缺资源,可见于当地所有村庄,因此,所谓“资源优势”并不能解释南街村与其他村集体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剩下的只有资本和劳动力。事实正是如此。南街村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两个因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和巨额的银行贷款。

(一)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南街村企业大量雇用外来劳动力。从现在掌握的数据来看,早在1985年,即重新集体化后的第二年,南街村集体企业就开始雇用外工;到1990年,外工开始超过内工(即南街村籍工人),此后两者的比值越来越大(参见邓英淘等,1996:53)。在2000年调查时,南街村约有外工8073人,而内工只有1789人,二者之比值约为4.5;外工中83。1%从事体力劳动,6.7%从事营销、办公室职员、保安等服务性工作,6.9%从事技术工作(其中4.9%为初级技术人员),从事部门副经理、车间副主任以上管理工作的只有2.5%。刘倩(2004:50)的调查也显示,南街村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部门经理、车间主任正职以上干部只能由村民或荣誉村民担任,截至1999年1月,1752名南街村籍职工中40%担任车间主任以上管理职务,其余本村籍职工要么从事如业务员等收入较高的工作,要么从事比较轻闲的工作,如仓库保管员、治安员、门卫等,绝少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 前面提到的第五种观点认为,南街村的经济发展靠的是剥削外来劳动力的剩余价值。确实,外工对南街村经济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根据南街村劳资处的工作总结,1998年,南街村共发放工资24531983.59元,发放各项劳保用品折合人民币24231172.59元。两项累加,约占南街村当年总产值的2.7%,其中还包括内工的工资和劳保费用。可见南街村因雇用外工而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表2显示的是1996-1999年南街村村民和外工的收入分配情况,从中可见,外工的月均工资非常低,分别只有174、187、186、262元。单论工资,外工甚至高于内工(相应年份分别为152、160、165、195元)。但南街村的分配模式是“低工资、高福利”,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福利上,而不是工资上。如果加上福利部分,外工与村民的收入差距马上显现出来:村民分别是外工的2.3、2.6、3.3、2.3倍(见表2)。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收入差距并不等于外工与村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一是这一收入差距中未计入住房。南街村虽然也给外工提供6人或8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但条件比起村民公寓来说要差得多。二是村民及其子女还免费享受医疗、教育等多种集体福利,而外工则无权享受。这些福利虽不体现为收入,但却是生活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街村外工的收入水平之低,甚至难以维持其本人的日常花销。在笔者2000年所调查的434位外工中,表示工资“很够”或“比较够”其花销的仅占10.9%,“基本够”的为58.9%,“不够”或“很不够”则有30.2%之多。在农村,子女外出打工是家庭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但调查显示,在1999年,平均每位外工只向家里贡献了619元,月均51.6元。这表明,南街村外工的收入不但相当低,而且几乎低到了极限。但另一方面,南街村对外工的控制却非常严厉。南街村实行“六定一赔损”的所谓“负面激励制度”:工厂对每件产品的损耗都做了具体规定,损耗如果超标,多出部分需要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偿;如果未超标,节省部分则“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一部分转为职工福利”,即实际上工人的工资只围绕工资基数下浮而不可能上浮。所有工人除春节休息7天之外,其他所有节假日(包括周末、国庆、元旦等)都不休息,遇到销售旺季或其他紧急情况,还须随时加班。南街村严格监控外工各方面的表现。在2000年所调查的434位外工中,在南街村工作期间(来南街村不足1年按1年计,人均2.29年),有69.2%的人曾经受过各种形式的处分,有30.7%的人被罚过款,人均49.3元。 既然收入如此之低,工作环境如此之差,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到南街村打工?这中间的秘密就在于,中国农村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劳动力市场——本文称为“见习劳动力”市场。在“见习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对劳动力的流动失去了支配作用,真正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是一些隐蔽的社会性因素。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社会化一般要经历初始社会化、预备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三个阶段。初始社会化一般在婴幼儿期和儿童期(12岁,即小学毕业之前)进行,主要任务是培养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和技能。预备社会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社会技能,为将来的就业和发展做准备,一般在青少年期(12岁到20岁左右,即大学毕业之前)进行;继续社会化则主要在成年期(包括青年、中年和老年期)进行,基本形式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随时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传统社会中,一般儿童期结束即算成年,马上进入劳动力市场,没有预备社会化这个阶段;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一般都要经过预备社会化阶段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罗伯逊,1990/1981:165-166)。在中国农村,由于教育水平落后,教育设施不足,每年总有大量青少年分别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毕业后无法继续上初中、高中和大学,不得不落入劳动力市场。这些年轻的劳动力由于尚未完成预备社会化,还处于谋生的见习阶段,所以称为“见习劳动力”。支撑南街村劳资结构的,正是当地庞大的见习劳动力市场

南街村外工具有以下四个重要特征:据2000年调查,一是绝大多数来自毗邻地区,平均距南街村25公里。二是非常年轻,年龄最小者15岁,最大者44岁,平均19.9岁;男性中未达到法定婚龄(22岁)者占79.39%,低于25岁者占91.6%;女性中未达到法定婚龄(20岁)者占77.89%,低于23岁者占94.39%。三是绝大多数未婚,占92.17%。四是教育程度低,初中及以下程度者占76.27%,高中(包括职高)占13.59%,中专或技校占7.6%,大专占2.53%,调查中未发现大专及以上学历者。 这些正是与“见习劳动力”身份相符的人口学特征。这样一些“见习劳动力”,由于年龄尚小、未婚,自己没有妻儿需要负担,父母对其获取收入的期望亦较低,故“愿意”也能够忍受奇低的工资。2000年调查证实,只有10.4%的父母非常希望或比较希望子女在南街村挣钱以补贴家用,53%的家庭期望“一般”,“比较低”或“很低”的达到36.6%。对很多家庭来说,送子女到南街村打工,主要目的还是让其完成本该在学校里完成的预备社会化,而不是挣钱。 显然,这样一种以成长而不是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见习劳动力”,一旦长大便要立家,立家便要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为挣钱而工作,南街村这份低收入的工作便不再适合他们,于是离开南街村成为必然的选择。这又造成了南街村外工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高流动率。从南街村劳资处提供的数据来看,在1996-1999年,外工每年要流失1/3到1/2。虽然流失率非常高,但南街村的劳动力结构和工资结构并不会因此而维持不下去,因为,第一,农村庞大见习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南街村总能招到足够多的工人,以填补流失的劳动力的空缺;第二,南街村的主要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如面粉、方便面生产等),工人稍加培训即可上岗,既不会因培训而增加费用,也不会因之而耽搁生产。 见习劳动力市场绝不是只存在于南街村的孤立现象,而是与中国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相联系的普遍现象。自晚明以来,中国农村就一直存在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黄宗智,2000a,2000b)。1949年以后,受制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为了迅速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国家采取了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农村的“赶超战略”(林毅夫等,1994:18-29),导致剩余劳动力进一步积压在农业和农村。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城市第二、三产业虽然有所发展,但仍不足以吸纳农业和农村的全部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国家仍然固守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管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即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进程(即劳动力市场管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所说的见习劳动力,只不过是农村庞大剩余劳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它的出现除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影响之外,还与中国农村的教育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因此,它也是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共同作用的产物。南街村的见习劳动力市场看似独特,实际上只是以最集中、最明确的方式突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结构和运行逻辑而已。可以推断,见习劳动力市场在其他地方同样存在,只不过更分散、更隐蔽,一般难以发现而已。 

(二)巨额银行贷款 南街村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个动力来自银行贷款。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笔者了解到南街村6个年份的银行贷款情况。比较一下南街村在这6年的银行贷款、总产值和利税就可以发现(见表3):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此外,前面表1已经指出,南街村“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只有全国的48%,“每百元营业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却超过全国22%。这些事实都说明,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 其实,银行贷款对南街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南街村本身也不否认。早在1988年,南街村就利用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了基础。王宏斌回忆说:由于当时“抓住了信贷资金,发展了集体经济,我们南街才有今天的繁荣”。1992年,王宏斌甚至在临颍县“奔小康”先进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号召“不要怕贷款”,“上二年社会上有这种说法:‘光看南街发展,甭看南街贷款’。的确,南街是靠贷款发展起来的,没有银行贷款,就没有南街的今天……我想同志们要有心把村办企业发展起来,必须得破除小农意识,不要怕贷款。”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利用贷款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从表3可以看出,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这说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南街村在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比如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9年办南街村高中投资3000万元,等等。以南街村的经济表现和贷款使用方向,从商业角度来看,银行连续多年向南街村大规模放款让人非常费解。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怪现象?问题就在于这些贷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商业目的贷款,而是出于“扶持典型”的目的所行的政治贷款。1989年秋,一位中央领导视察并肯定了南街村,南街村从此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先进典型,于是银行和政府有关部门闻风而动,开始“抓典型”。1990年,也就是中央领导视察南街村后的第二年,王宏斌就发现向银行贷款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省水利厅、县水利局要在南街搞农田喷灌,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在两三年内把南街来一个大的转变。” 1994年,又一位中央领导到南街村视察,后来他在某个会议上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上述情况说明,银行向南街村放款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商业考虑,而有着“扶典型”、“扛红旗”的政治考虑,所以能够不计商业风险,在南街村经济效益不佳的情况下继续大量放款。这一点从表3中也可看出些端倪。大致以1990年(即中央领导视察后的第二年)为界,在此之前,南街村获取银行贷款非常困难。现在南街村还常常宣传当年贷款如何困难,王宏斌等村干部又是如何千方百计搞贷款的事迹。而1990年以后,南街村获取贷款就方便多了。南街村的贷款在1990年只有区区250万元,而到1991年则猛增到5000万元;从1991-1998年,贷款差不多每隔几年就往上翻一番(见表3)。1994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甚至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南街村的贷款就主要来自该行。 银行为什么会如此不惜血本地扶持南街村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将市场机制引入了银行系统,银行不但能够通过市场吸纳巨额存款,而且对贷款方向和数额拥有前所未有的自主权;但另一方面,银行的运作仍然保留了计划体制的许多特征:一是银行主要管理人员仍然由国家任免,这使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不得不有政治上的和官员仕途上的考虑。向南街村这样的先进典型发放贷款,不但“政治正确”,而且可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和对上级的忠诚,有利于有关官员的仕途;二是对银行的绩效管理仍然主要依靠来自国家的“软约束”,而非来自市场的“硬约束”。因此,为扶持典型而发放的贷款即使经济效益不彰,银行也不会承担什么经济后果。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银行不仅能够,而且“勇于”向南街村大量贷款。显然,银行的这样一种体制及其“商业行为”既与中国渐进式改革中的路径依赖有关,也与其造成的文化堕距有关。在这里,“文化堕距”表现为银行内部信用贷款、人事管理和绩效考核等运行机制之间的不协调。它虽然也影响到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但显然不似以往理论中所说的“利益政治”般简单。 综上所述,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当然,这里也不完全否认王宏斌等南街村“能人”的作用,毕竟银行贷款是他们搞来的。但是,如果连银行贷款的拉动作用也算“能人经济”的话,那么,所有经济现象都可以用“能人”来解释,因为没有什么生产要素与人没有关系。 

四、合法性:政治机会与市场失败

 王宏斌按照“破私立公”、“政治挂帅”的路线持续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遂形成当前独特的南街村体制。他说:“政治工作是经济建设的保证。与天、地、人斗,南街的今天就是斗出来的。毛主席讲马列主义的精髓就是阶级斗争,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单位不斗争就不能前进……毛主席说,哪一个政党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阶级斗争……在我们这里有损党组织的光辉形象、不利于工作的言行,反对南街事业的人就是阶级斗争。”那么,“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政策路线为什么能够对外得到国家认可,对内得到村民支持,从而取得政治合法性? 

(一)政治机会与外部合法性 国家对南街村的认可,表现在王宏斌和南街村政治地位的节节提升中。王宏斌和南街村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大概始于1987年。当年11月,王宏斌被增选为河南省第五届人大代表;1988年当选河南省第六届人大代表;1989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当选为中共河南省委五届二次代表大会代表;1992年后连续当选为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1992年,南街村党总支升格为党委,王宏斌改任党委书记,并担任临颍县委副书记至今。与此同时,南街村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冉冉升起为国家级典型、海内外知名的“明星村”。1989年秋,一位中央领导视察并肯定南街村,这是南街村上升为国家级典型的第一步;1991年,南街村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亿元村”,省领导致电祝贺,当地媒体开始大量宣传南街村;1994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专题片《南街村》,使南街村在全国的知名度有了决定性飞跃。南街村还享受国家赋予的“特殊主义治权”(冯仕政,2002:105)。南街村在行政上本来是村级,直到现在还设有村民委员会,但在一些机构设置上却是县级: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兼任县委副书记;南街村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级。南街村还拥有镇级机构:南街村的党组织是“党委”,镇级;还有派出所、法庭、检察室、纪检委,等等,都是镇级设置。正如南街村派出所在写给村党委的工作总结中所说的,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南街村“保驾护航”(刘倩,2004:305-307)。由此可见,国家从地方到中央对南街村确实是非常认可的,否则南街村不可能存在下去,更不用说获得巨额银行贷款和较高的行政级别及政治地位。 南街村之所以得到国家的政治认可,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有关。这表现在意识形态、组织人事和政治体制等三个方面。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南街村“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观念虽然与国家新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毕竟是来自毛泽东本人的有关论述和政策;尽管其中有些被国家认定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但为政治大局计,国家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南街村而再去翻毛泽东晚年一些思想的旧账。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地位上的连续性本身即在一定程度上为南街村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其次,在组织人事方面,尽管南街村高扬“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因此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合法性,但实际上,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对南街村的态度是有差异的。王宏斌观察到:“去过的领导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在职的领导到南街光听、光看、光问,不表态,退下来的老领导听了看了非常激动,发表很多感慨……有些老红军到这儿听听、看看,给南街的评价是:解放前我们心向延安,解放后我们心向北京,现在我们心向南街。”也就是说,真正大力支持南街村的主要是“退下来的老领导”,而“在职的领导”则多持保留态度。两者对南街村的态度差异反映了渐进式改革在组织人事上造成的文化堕距,即不同干部群体的思想倾向不一致。这样一种文化堕距使南街村在国家内部找到了新的同志和盟友——“退下来的老领导”。另一方面,渐进式改革所具有的政治连续性又使这些“老领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中央电视台播出《南街村》,就是一位曾经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大力推荐的结果,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自然构成了南街村政治合法性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最后,在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树立典型一直是国家进行社会动员、控制和整合的一个重要策略(冯仕政,200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在经济上迅速市场化,但政治上仍然保持了高度集权的动员体制(White,1990)特征。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典型至少具有两个政治功能:第一,传达政治信号。解放以来,利用典型来传达政治信号一直是国家实施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策略,所以每次政策大变动都伴随着一批典型的树立和倒下。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邓小平,1993:372)。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南街村由于不但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正好符合当时国家的政治需求。1989年秋中央领导视察南街村,实际上是要传达某种政治信号。就这样,历史的因缘际会不期然把南街村推上了国家级典型的道路。第二,彰显政绩。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官员的仕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的态度,但上级又不可能及时地、完整地掌握每个下级的政绩。在这种情况下,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尽可能多地树立典型,就成为仕途竞争的一个重要策略,因为典型以其真实可感性,可以让自己的政绩具有更强的可见性(visibility)。因此,各级官员都有树典型的冲动。为了更好地树典型,他们除了向典型提供、争取各种优惠政策和资源外,还会力促上面对这些典型的承认,即为自己树立的典型争取政治合法性。典型一旦树立起来,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就与典型的兴衰捆到了一起。为了维护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政治声誉,另一些部门和领导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配合行动,不然,一旦典型垮了,“谁都不好看”。再说,配合有关部门和领导树立典型,有利于维持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良好关系,从而有利于自己的仕途。如前所述,南街村的崛起与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不无关系:1989年中央领导视察之后,当地就开始大规模宣传南街村,并给项目、给贷款;1994年另一位中央领导只不过在会上提了一下南街村,有关银行就闻风而动,不但给予大笔贷款,甚至要南街村把其他银行的贷款还掉,只用该行一家的。 总之,从“抓典型、扛红旗”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中,南街村不仅得到了经济实惠,而且得到了政治合法性。南街村在典型之路上的沉浮也体现了渐进式改革过程中路径依赖与文化堕距的共同作用:如果没有“树典型”这样一种政治传统,南街村不可能以受到国家特殊照顾的方式崛起;如果没有国家内部的文化堕距(包括意识形态分歧和利益政治)所造成的政治机会,典型这顶帽子也许就不会落在南街村头上。路径依赖决定了树不树典型的问题,文化堕距则决定了树谁不树谁的问题。 

(二)市场失败与内部合法性 国家对南街村路线的认可,并不等于村民对南街村路线的拥护。事实上,村民并未完全追随国家的步伐拥护集体化道路,二者在步调上存在着较大的落差。南街村1987年开始在政治上崛起、1989年秋得到中央领导的视察和肯定、1991年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亿元村”,当地媒体开始大规模宣传、1994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专题片《南街村》,这是国家接受和认可南街村过程中的几个重要时点;而在南街村内部,1984年就收回了两个集体企业,1986年就开始收回村民的责任田,但直到1991年才完全收回、1993年才开始归公村民的私有财产、1995年仍然存在私有制经济,完全实现集体化最早也在1996年。这种步调上的落差表明,南街村内部的集体化并未完全随国家的鼓点起舞,而是有其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就在于,村民们是否加入集体,主要取决于集体能否比市场给自己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换言之,村民对村集体的接受,遵循的是自己的经济逻辑,而不是国家的政治逻辑。下面我们来看村民是怎样一步一步接受集体的。 南街村重新集体化的第一步是1984年村党支部从承包人手中收回两个集体企业。该过程虽然据说曾遭到两位承包人一定程度的抵抗,但终归还是收回了。显然,之所以能够收回,依靠的不是市场竞争,而是政治体制的连续性使村党支部仍然具有支配这两个企业的政治合法性。 第二步,1986年,集体开始以供应平价面粉、水、电等优惠条件换取村民交回责任田。村民为什么愿意交回?因为南街村农业生产条件差,单靠土地难以维生,加上毗邻县城,村民素有经商传统,因此1981年集体解散后,绝大部分家庭都搞兼业经营;而农业由于相对效益较低,早就被视为鸡肋,集体以优惠条件收回责任田对村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当然,由于经营能力不同,不同家庭交回责任田的意愿有高有低,交回的时间也就有早有晚,这也是南街村直到1991年才完全收回责任田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即使到1991年,仍有家庭不太情愿交回责任田(参见刘倩,2004:60-61)。 第三步,1990年,为了肃清“不愿意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村民,南街村开始清理户口,建立“村籍”。“村籍”政策最初来势汹汹,宣称对那些“不合格”村民“不再发给南街村户口簿,不承认为南街村村民,免去享受南街村的一切福利待遇”,但最终,所有村民只要交回了土地,不管加入还是不加入集体,都得到了“村籍”;福利供应也并未因为户口清理整顿而受影响,村民自然也就接受了“村籍”制度。 第四步,为了从所有制上“铲除私心”,从1993年开始,将村民的住房、家具、林木等私有财产收归集体所有。这个过程总体来说比较平静。原因倒不是村民的觉悟高,而是其财产权得到了足够的保证:第一,虽然村民原来有贫有富,但一般来说,其财产价值都低于现在所分得的住房及其内部设施的价值,大家都不会吃亏,差别只在于占便宜的多少;第二,私有财产归公后,每户都得到一张相当于财产证明的证书,表示某年某月某日曾有多少财产归公,一旦形势有变,从法理上讲,财产权还是有保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南街村归公私有财产的过程是赎买,而不是“一平二调”,所以村民能够接受。 最后一步,从1995年开始取缔私有制经济。这个过程是“一手硬,一手软”:“硬”是指切断福利供应、强制搬出村民楼等强制手段;“软”则是派干部、派亲戚登门说服劝导。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有三:第一,经过前面几个步骤的集体化,尚未加入集体的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已经是极少数,政治上属于被孤立的少数派;第二,此时南街村的集体主义道路已经得到国家的明确肯定和支持;第三,在国家的扶持下,南街村集体经济已经非常强大,个体和私营经济在与集体经济的竞争中已经完全落于下风。面对集体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两面夹攻,对个体和私营经济来说,明智的选择是顺水推舟,加入集体。

不难看出,南街村的集体化基本上是一个利益交换过程:集体以经济好处换取村民的政治服从,村民以政治服从换取集体的经济好处。说集体化基本上是一个经济交换过程,并不否认其中存在强制。这种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集体化过程中,越往后政治手段的运用越来越多,自愿与强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是1990年推出的“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政策;二是村民一旦加入集体,就很难退出——随着集体控制的不断加紧,开始有村民不堪忍受,不服从的现象越来越多,甚至有村民要求离开集体单干,但南街村却取消了村民退出集体的自由:“南街村民是走不了的,是不能走的”。相应地,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为什么村民会加入集体?一般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的自由是如此宝贵,没有理由就这么放弃。再想想改革以前国家强制推行和维持农业集体化是多么艰难,你就不能不承认南街村的集体化是一个奇迹。第二,为什么村民不退出集体?在很多人看来,集体控制如此之严厉,简直让人难以忍受,村民们没有理由不造反。 关于村民为什么要加入集体,本文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在解决小农家庭发展问题上的失败。市场失败给农民造成的生存和发展压力,迫使村民与集体进行交换。这个交换过程虽然伴随一定程度的政治强制,但比起集体带给自己的经济收益来讲,这点“成本”实在不算什么。市场在南街村的失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难以解决小农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困境;二是在决定南街村的制度走向时,市场在与集体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先来看第一种市场失败。近代以来,如何实现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始终是困扰中国农业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难以通过市场方式实现这种转变,所以1949年以后国家企图通过集体化来实现,但最后仍归于失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使中国农业又回到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状态。与以前一样,依靠分散的小农家庭经营不可能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技术改造。相反,市场越是发展,小农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困境越发严重。因为小农家庭以其资本、技术和人力,根本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这样一种生存和发展困境,同样出现在南街村。南街村人均土地少,农业生产条件差,为了生存和发展,绝大部分家庭不得不兼业经营甚至干脆脱离农业,专心经营企业。然而,除极少数家庭外,绝大多数家庭的经营都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当年村民们才会因为两个企业不上缴承包款、拖欠工资等原因而四处上访、告状。解决小农经济生存和发展困境的出路,一是农业向规模化、企业化经营转移,二是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南街村集体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一方面将村民的责任田收回,由集体统一经营,另一方面又通过村办企业安置了大量剩余劳动力。集体既然能够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难题,并且开出的条件如此优惠,村民们当然愿意加入。即使集体采用强制手段,对大部分村民来说,加入集体的净收益仍然大大高于自己单干。 再来看第二种市场失败。完全可以设想,村民的经营能力越弱,他们加入集体也就越主动;反之,经营能力越强,加入集体也就越勉强。在充分的市场竞争条件下,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两个轮子一起转”,集体经济未必占上风。如果集体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失败,那么,村民就会加入私营企业或仍然保持家庭经营,也就谈不上什么集体化。问题就在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国家介入了南街村内部集体与市场(主要是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国家对集体的扶持使私营经济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最后不得不对集体俯首称臣。私营企业的垮台为集体“垄断”村民创造了有利条件。南街村长期宣传曾有一位私营企业主因为受共产主义精神的感动而把企业献给了集体。事实上,这家企业是在集体经济的挤压下经营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献”给集体,集体也就顺势给他戴上一顶“红帽子”(刘倩,2004:63-67)。这个事件生动地体现了国家的介入是如何造成市场失败,市场失败又是怎样促进南街村集体化的。 这两种形态的市场失败分别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市场在解决小农家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上的失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逻辑所决定的,与国家的行为没有关系;而于南街村的制度安排的竞争上,市场败于集体则是国家直接介入造成的。正是由于市场同时在这两个问题上惨遭失败,南街村才能顺利实现集体化。这说明,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是现代化和市场化两个过程同时作用的结果。国家在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同时,又不时对集体制经济予以扶持,则同时体现了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及其对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影响——路径依赖表现在,由于政治传统的影响,国家对集体制仍然有特殊的偏好;文化堕距表现在,国家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有落差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村民为什么不退出集体,这首先是因为个人收益在市场和集体两种形式下的对比,使他们对集体的怨气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大。1998年以后,南街村经济不断滑坡,村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比周边社区高出一大截。南街村的很多冲突,都是因为日常琐事而临时起衅,并不是因为“民怨沸腾”。其次,村民若是造反,在严密的南街村体制下,付出的代价将非常高昂。这两种力量一推一拉,使村民对集体更多的是服从,而不是造反。 总而言之,村民之所以愿意加入集体,或加入后不退出,是因为集体能够比市场带来更高的收益,相对于市场,集体能够更好地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小农经济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为南街村的集体化提供了可能性,而国家为解决小农经济困境而对市场进行的干预则加速了集体化进程、巩固了集体化成果。有学者认为,南街村村民之所以会加入集体是因为“中部农民”有一种独特的“集体主义情结”(刘倩,1997)。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南街村是先解散再集中的。村民如果真有什么“集体主义情结”,那当初为什么要解散?他们完全可以像大邱庄和华西村那样一开始就不分。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上面所揭示的事实来看,这种解释都是非常牵强的。 需要指出的是,内外两种合法性的赋予过程尽管在步调上和逻辑上差异很大,但在效果上却存在正反馈关系。在南街村集体化初期,国家尚未明确表示支持时,村民们出于经济考虑就已经开始加入集体。正是这样一种自愿地、至少是半推半就地加入集体的过程,改变了国家的立场:它认为这是集体主义道路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现,从而给予集体越来越多的支持。来自国家的支持,反过来又使集体拥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筹码换取甚至强制村民加入集体。国家与市场之间如此往复循环的正向反馈,最终共同把南街村的集体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五、路线选择:路径依赖及其强化 

前面提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是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的灵魂,该路线本身所具有的逻辑在相当大程度上规定了南街村制度变迁的轨迹和后果。外界关于南街村的争论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这一路线明显与当前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但南街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路线?调查表明,这与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个人早年的政治经历和所受的政治教育有关。 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宏斌,1951年生,初小文化,1971年任南街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从1977年起一直担任南街大队(村)支部(党委)书记。也就是说,20岁就担任生产队长、26岁就当上了大队书记。据王宏斌自述,他1964年小学毕业后未考上中学,就回家务农。当时国家正在号召青年学习“毕了业之后不当工人、不当干部、不进城市,回去到农村改变自己的家乡”的先进典型邢燕子、董加庚,他深受影响,决心也走他们的路。回家务农后,由于表现出色,他很快被选为生产队长。1971年,他到县生产公司当工人,1974年南街大队又把他要回来当队长。1975年,他所领导的南街一队由于粮食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半,而他又是“不当工人当农民”,正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于是被临颍县委树立为先进典型,迅速入党,并马上提拔为大队支部副书记。王宏斌后来回忆说:“在75、76、77这三年里我在临颍县红得发紫,谁都知道我王宏斌。县里领导还有公社领导,见了王宏斌都是先笑,再说话,再握手。”尽管王宏斌在自述中没有明示,但他在政治上“红得发紫”的时候正是“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最为激进的“文革”期间,从其突出的政治表现不难推断,他一定深受当时“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思想的影响。这成为后来南街村确立“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制度变迁路线的历史前因。 早年这一段经历,给王宏斌后来的思想和行动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84年,王宏斌决定把两个企业收回来搞“企业承包”,一个决定性的动机就与此有关:“75、76年那几年,我在临颍县红得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王宏斌,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王宏斌,各级领导见了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81年到83年那几年,领导见面都是扭扭脸过去了。评先进时,城关镇评了,报到县委组织部,部长一看:‘那南街村能当先进?!告状信那么多!’一句话就抹掉了。从这几方面看,我们支部这几个人浑身都是毛病,没有一点好地方,落了一身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真查找原因。查来查去,是两个承包带来的……过了84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从84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南街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 重新集体化之初的1984年,王宏斌就在企业里搞“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政治活动。在最初选择“毛泽东思想”时,王宏斌曾经很犹豫,但找来找去,“国外的不适应咱中国,中国老的过时了,新的学习材料没出来”,于是“还得把毛泽东思想端出来”。开始“把毛泽东思想端出来”时,王宏斌并没有想“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而只是想利用毛泽东思想来调理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因为“其他办法教育不了人,使人杜绝不了身上的恶习。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人,才能去掉人身上的恶习。要反对以权谋私的人、搞特权的人、干坏事的人,对这些人咋治?就得用毛泽东思想来治。这是最锐利的武器,最有效的办法”。把当时村内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两个承包”、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敢于摒弃私人承包而改行“集体承包”、为了整顿村庄秩序而选择“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如此等等,都说明早年所受的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脚本(Calhoun,1983;Furet,1981)、“剧目单”(repertoire)(Tilly,1978)和“工具包”(toolkit)(Swidler,1986),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王宏斌进行制度选择时的价值取向、情感认同和选项集(optionset)。 

 正是由于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整顿村内秩序,而且当时也没有那么高的权威,所以王宏斌在搞“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活动时采取的形式很温和,“不管哪年三夏三秋,不管哪些活动,包括政治、经济,咱们没有动员,也没有强迫,就是靠自愿的,愿来者来,不愿来者不强拉你”。但因缘际会的是,1989年秋,一位中央领导明确肯定了南街村“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做法,这让王宏斌觉得“我们的事业已经成功,也就是走的路子得到了肯定”,于是提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宣布“革命靠自觉是开始,不愿干革命不勉强。一旦革命胜利,在这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对待这些反革命分子不能心慈手软”。 尽管这时王宏斌已下决心对那些不愿走集体主义道路的“反革命”不能心慈手软,但到底应该怎么革命,他并不清楚。为王宏斌拨亮思想的是1991年南街村成为河南省首个“亿元村”后,河南省有关部门关于“南街村经验”的总结。该总结将“南街村经验”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显然,这个总结是高度突出政治的,将南街村的成功完全归结为政治因素。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这样一种宣传导向拨亮和强化了王宏斌早年接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教育的思想方向。于是在这份总结公开后不久,王宏斌就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发展规划,把“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做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 南街村提出“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时,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提法因此而变得相当敏感,王宏斌也因此而忐忑不安。但幸运的是,南街村再次得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来自这些部门和领导的支持,使王宏斌大感放心:“从那一次得到一些领导和首长的肯定和支持后,我们回来干着就踏实了。”与此同时,王宏斌更加突出政治,以维护南街村作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形象:“过去革命胜利靠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目前,一是党的建设,二是要抓阶级斗争,三是搞统一战线,把万名职工思想统一到小社区建设方面来……以南街在全国及全世界所处的位置,政治上决不能含糊。选准的道路就要坚定不移,不能三心二意,否则对事业不利。” 除了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点拨、支持外,南街村“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路线的确立,还受到所谓“南街奇迹”,即集体经济飞速增长这一成就的强化。对于南街村的经济增长,王宏斌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市场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他还是相信南街村的经济成就来源于“内方”(即“对内用毛泽东思想治村”),而不是“外圆”(即“对外与市场经济接轨”)。所以集体经济发展越快,势头越好,他就越是相信“内方”的作用,就越加“政治挂帅”、“破私立公”。 综上所述,南街村之所以推行“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是因为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在早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养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基础,然后又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诱导、强化。“政治挂帅”、“破私立公”式的“毛泽东思想”在王宏斌头脑的残留,既体现了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在意识形态上对前改革时代的路径依赖,也体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文化堕距(南街村相对于市场中的其他部门、地区,王宏斌相对于其他企业家)。有关部门和领导对王宏斌这样一种思想基础的诱导和强化,体现了国家内部不同部门和领导在思想认识上、在政治策略上的不一致。这也是一种文化堕距。这里,市场对国家在改革前的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国家内部的文化堕距对这样一种路径依赖的强化,都是以往研究中所没有发现的问题。 

六、总结与讨论 

上面我们从经济增长、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路线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南街村1981-2000年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最终的结论是,第一,南街村体制是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的结果。最初,南街村集体与国家、南街村村民与南街村集体之间都是一种市场关系。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国家、南街村集体和南街村村民三方的相互竞争、制约、强化或改造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村民放弃了市场自由,加入了集体;集体对村民的关系也由以价格系统为基础的交换,转变成以支配—服从为基础的命令;与此同时,集体也被国家树立为先进典型,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庇护主义关系(Walder,1986)。 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同时蕴含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的大型社会变迁,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演化及其制度后果同时受到现代化逻辑和市场化逻辑的制约。以往的制度变迁研究对市场化逻辑很重视,而对现代化逻辑则多有忽略。 第三,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策略造成了普遍存在的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演化同时受到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影响。国家内部的路径依赖及文化堕距与市场内部的路径依赖及文化堕距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形成不同形式的组合,这意味着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演化过程及其制度后果将是非常复杂的。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很多“悖论”都可以从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所造成的国家与市场的错位组合中找到答案。本文所讨论的南街村体制,看上去非常特殊,实际上也是路径依赖与文化堕距交互作用下国家与市场错位组合的结果。 第四,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演化存在着利益、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等三个维度。正如我们在南街村已经看到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的竞争、制约、强化或改变,并不限于具体的经济利益方面,而且涉及合法性和意识形态领域。事实上,这并不是南街村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特殊现象。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广泛存在的“戴红帽子”或“挂靠”现象(即实际上是私营企业,但注册为或挂靠于一个公有制企业),体现了国家与市场在合法性领域的互动;而中国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姓“资”姓“社”争论及其对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则体现了国家与市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互动。 最后,这里想特别阐述一下的是意识形态在国家与市场互动过程中的角色。以往的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中国制度变迁中意识形态因素所扮演的角色,但这些研究往往从“利益政治”的角度出发,把意识形态简化为一些“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挥舞着的打人的工具。这种看法不无可议之处:其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内部确实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即使有相近的意识形态倾向,也很难形成以组织为基础的利益集团(Walder,1986)。他们可能会因为思想上的共鸣而相互支持,但基本上都是以个人的形式进行,而不是以组织的形式进行。像南街村的作为,尽管得到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离退休老干部的支持,但他们都是以个人的形式进行,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任何集团。从利益政治视角出发,我们很难解释那些与南街村素无渊源的领导干部怎么会与南街村走到一起。其二,意识形态绝不仅仅是一种打人的工具,而且是一种情感归属、一种认知框架和一种团结纽带。在社会运动研究中,一直有文化到底是一种“脚本”(Ellingson,1995;Hunt,1984;Jacobs,1996;Sewell,1985;Steinberg,1994;Swidler,1986),还是一种“工具包”(Snow,et al.,1986)的争论。所谓文化是一种脚本,是说文化是一种意义框架,它启发、引导、制约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同和认知,同时基于这种意义框架把不同的人、事、物连结到一起;处于某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会被某种文化脚本格式化,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某种文化脚本演出,并以特定的形式与其他人、事、物发生联系。所谓文化是一个工具包,是指文化中的价值、逻辑、感情、符号等是可以根据利益需要进行操作的,哪种好用就用哪种,怎么好用就怎么用。在“利益政治”视角中,意识形态纯粹是一种工具包,而不是一种文化脚本。在南街村,王宏斌对“毛泽东思想”的感情以及从“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角度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都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文化脚本功能。很多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老干部对南街村的支持也是基于相亲相近的感情和认知。把他们联系到一起的是“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共同的文化脚本,而不是组织;在此过程中,他们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一种感情和理想,而不是利益。 由此推而广之,对于研究中国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市场中的制度变迁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前改革时代的意识形态,不管在政治上如何定性,总之不可能刹那间从人们(包括国家干部、企业家和普通民众)头脑中抹去,总会有一些残留。这些残留的思想在特定的环境下就会结出特定的花果。这一点不仅为南街村的社会改造所证实,另外一些研究(比如Pieke,1995;佟新,2006)也注意到前改革时代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公平正义观念对改革时代人们行为的影响。二是文化格局的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前,国家提倡的主文化一枝独秀,而现在是主文化、亚文化百舸争流,甚至一些反文化也冒出来(郑杭生,1996:267-315)。文化格局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市场的制度选择。 如果说,“市场转型论”着重分析国家与市场在利益层面的竞争,形形色色的“地位权力论”将研究推进到国家与市场在规则即合法性层面的竞争的话,那么,互动演化论在上述层面之外,还要进一步分析国家与市场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相互竞争、限制、强化和改造过程。

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不平等、社会治理与国家建构、社会转型与政治秩序。著有《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等。


文章来源:社会学会社 2021-10-24